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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封城”之后怎么办？现代社会是个高度流动的社会。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与外部的人力、资源、能源、信息的交换与交流。武汉的“封城”必然是有限的、临时的极端手段。说是有限的，因为它主要是限制人群的非必要流动；说是临时的，是因为“封城”不能持续过久。

（七）巩固脱贫成果任重道远贫困地区摘帽退出后仍将长期处于经济欠发达、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持续稳定增收基础仍很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是脱贫群众创收增收渠道单一。不少地方脱贫群众的收入构成不合理，转移性收入占到50%以上，经营性收入占比不到20%，属于政策性脱贫，增收渠道狭窄，存在政策性返贫的风险。如青海省藏区农牧民转移性收入占比达60%以上。四川凉山州反映，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出务工人员找不到工作返乡现象开始出现，转移就业和增收难度大，一些靠外出打工脱贫的贫困人口再次返贫。二是不少脱贫县存在债务风险。一些贫困县负债推进工作，存在政府债务风险，脱贫摘帽后还本付息压力极大。如贵州省赤水市在脱贫攻坚补短板上投入资金33.73亿元，其中市级自筹资金大部分为举债，后续还清欠账压力大。三是“软实力”薄弱仍是突出短板。目前，各级干部到贫困县乡村“挂职”“包村包户”等都是暂时性措施，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贫困地区仍普遍存在。受生活条件、个人待遇、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优秀人才不愿来、也留不住，专业技术人员比较缺乏，特别是医疗卫生、教育等部门的人才严重短缺。如甘肃省甘南州的迭部县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面向全国招录了79名紧缺学科的教师，并在住房、安置补贴等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但目前已有40名先后辞职或调离。脱贫地区虽然基础设施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仍未解决长期存在的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问题，即“人才下沉”问题。此外，广东、青海、安徽等省反映，贫困线标准附近的低收入群体增收和发展问题应高度重视，该群体极易形成新的贫困人口；湖北反映，虽然中央明确脱贫后要有3—5年的扶贫政策稳定期，但长远看，不解决长效机制的问题，不走出良性发展的路子，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返贫的压力仍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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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开发人员必须遵守以下6条规定：1. 必须由政府卫生机构或其服务商开发，并且只能用于应对新冠疫情。2. 在实际使用该API之前，必须征得用户的许可。3. 需要用户许可才能共享用户的感染测试结果，此后政府卫生机构才能通过应用向其他用户通知相关信息。

打好脱贫硬仗攻堡垒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的殷切嘱托，一鼓作气、背水一战，加快脱贫进程，提高脱贫质量，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坚持把严守标准贯穿始终。在脱贫标准上，既不能脱离实际、吊高胃口，也不能降低标准、影响成色。要高度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严格落实部门主抓责任和地方实施责任，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3+1”冲刺清零行动，逐村逐户、逐人逐项对账销号，确保2019年年底前实现重点领域主要任务清零达标，到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同时，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着手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三）“三保障”仍存在薄弱环节在调研中，各地普遍反映，当前已经总体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但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做到保障有力还存在不足。义务教育方面，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辍学的问题。四川、云南等省部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极差。如四川凉山州尚有10个县未通过省级义务教育督导评估，寄宿制学校“大通铺”情况严重。基本医疗方面，四川、青海等省的民族地区地方病、高原病多发。健康扶贫政策仍需完善，各地普遍反映慢性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落实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签约医生以村医为主，多流于形式，不少地方反映医疗托底政策在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度医疗现象。住房安全方面，一些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重搬迁轻扶持，配套产业和促进就业没跟上，后续脱贫缺乏支撑。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易地扶贫搬迁入住滞后，搬迁入住进度和竣工进度不相匹配的问题。青海反映，边缘户住房改造困难。